時機、運氣、人脈,關鍵時刻改變命運

  • 文/福井福太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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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畢業後,因為找不到工作,我最後就留在慶應義塾大學當助教。在大學還沒畢業時,我原本計畫畢業後到一般的公司上班,我不斷透過校園徵才,卻一個也沒應徵上。後來我去報考銀行,但很遺憾,依然沒有錄取。

圖片來源:[julie toy]/getty images


那是一個看不見希望的年代,一九三六年我大學畢業,當時軍國體制早已滲透到日常生活中,加上大環境不景氣,所有人都過得非常辛苦。在這種緊張的局勢下,我們這些年輕人對未來根本不抱任何希望,更別提有什麼夢想,光是能活下來就很不容易了。我記得當時東北的農民因為太窮,很多人活活被餓死。也聽說有些百姓為了生活,不得不把女兒賣了。

在那樣的年代,我很幸運還能讀大學。那時候,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念大學,社會上普遍認為,「只要大學畢業,就是菁英」,因此也特別禮遇大學生。不過,我畢業時剛好遇到全球經濟大恐慌,日本經濟也是一片慘澹,大學畢業生即使頂著名校光環,都找不到一份工作。

名校畢業沒用,我還是得「靠爸」

其實,我一直找不到工作可能還有另一個原因──我並非父親的「正室」所生,這對我出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。

我的父親也很清楚,在當時的日本,我身為側室之子,幾乎不可能找到像樣的工作,更別提要到銀行上班,根本是癡心妄想。照道理講,依照我的成績一定能順利進銀行工作,因此,我不聽父親勸告,還是跑去應徵,最後果然被他說中了,我根本不可能錄取。現在想起來,我也覺得當時自己太執著了,在那種社會風氣下,銀行怎麼可能錄用我這種出身的人?再加上那時我幾乎確定可以去大學當助教了,真搞不懂自己何必堅持一定要去銀行上班。

說到我的出身,雖然這讓我從小吃了不少苦頭,但我從未怨恨過我的父母,他們的感情其實歷經一番曲折。我的父親先認識了我的母親,他也下定決心要與她結婚,不過因為種種原因,父親的親友堅決反對這門親事。即使如此,我父親和母親還是生下了我和弟弟。所以,小時候我們兄弟從母姓,姓高崎。

後來,我父親找到一個父母認可的對象菊代女士,直到他們結婚後,才平息了這場風波。我十三歲時,我和弟弟終於在法律上正式成為父親的小孩,我也改名為福井福太郎。

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,可能覺得我父親很過分,已經有小孩的男人怎麼還和別的女人結婚?但是,我從來沒這樣想過,而且父親真的對我們很好。在我的記憶中,也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缺乏父愛,或因為不是正室所生而怨恨他。父親為了能讓我們安穩過日子,每個月一定準時支付母親生活費,我甚至從未聽過母親抱怨錢不夠用。現在回想起來,我還是覺得父親很了不起。

父親的正室菊代女士是一個很賢慧的人,她從小就把我們兄弟當作自己的小孩照顧。而且,她在晚年時反而和我最親,也最依賴我。例如,當叔父在中國滿州被軍方抓去盤查時,她第一個就來找我幫忙。當時,在陸軍服役的我直接穿著軍服和軍方交涉,最後,事情總算平安落幕。我真的很敬佩也感謝菊代女士,她從未把我們兄弟當作外人看待。

話說回來,在以前那個年代,像我們家這樣的情況其實很普遍。

不過,就當時保守的社會風氣來看,像我這種家庭背景出身的人,怎麼可能進入大財閥旗下的銀行工作。因此,父親替我找工作時,第一個考慮的就是,那份工作會不會歧視我的「出身」。

父親認為,若在民間一流的企業工作,我的出身背景難免會被人指指點點,但在大學工作靠的就是實力,和出身無關。父親其實很擔心我未來的出路,所以刻意瞞著我,三番兩次地跑去找我的指導教授永田老師商量。多虧如此,我才能在慶應義塾大學當助教。

所以我能當上助教,並非因為我有想當研究學者的強烈欲望,而是得力於父親的奔走支持。直到現在,我依然很感謝父親為我做的一切。

在我當助教的那段時間,日本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,國家所有的資源都投入戰爭中,老百姓的生活一個過得比一個還辛苦。

當時,近衛文麿首相提倡「國民精神總動員」,訂定許多規定。例如,全國禁止開霓虹燈;為了避免鋪張浪費,取消中元節和除夕等節慶活動;男生全部被強迫理光頭等。此外,要是你私藏值錢的東西,萬一被查出來一律沒收。那時候,即使不在軍中,生活也和軍人沒兩樣,一切都採軍事化管理,是個非常不自由的社會。

時機、運氣、人脈,讓我從戰場活著回來

在二二六事件發生後隔年,也就是一九三七年,在大學當助教沒多久的我被徵招入伍。剛開始,我被分配到位於中國滿州的第一師團步兵第五十七連隊。和所有人一樣,我從最底層的小兵開始受訓,不過幸運的是,直到退伍之前,我從未被派到危險的地方。只能說,我的運氣真的太好了。

以當時慣用的計算單位來看,我的身高只有五尺二寸,也就是一百五十八公分,在軍隊中是個子最小的一個。而在軍隊走在最前面的,一定是個子最高大的人。個子高大的人步伐比較大,後面個子小、步伐小的人,就得比別人多走幾步才跟得上,也比別人容易累,因此即使只是徒步行軍,對個頭矮小的我來說,還是相當吃力。

而且,在部隊裡個子小很容易被人瞧不起。不過,當時我加入了少年兵的軍隊一同前往滿州時,因為我有大學學歷,還被任命當隊長。

此外,我頂著大學畢業的光環,也受到不少禮遇。有一次我們的屯駐地在山中,所有人都走路上山。不過因為我的腳太小,找不到合尺寸的鞋子,只能穿著大一號的鞋子,一路上磨著腳走路。磨到最後,我的腳完全無法繼續行走,軍方還為了我特地雇一隻驢讓我騎,這讓我非常感動,想不到軍隊也有人性化的一面。

現在想起來,像我這麼靠不住的人居然能當上隊長,實在很不可思議。我想是因為當時能念到大學的人非常少,因此我才能受到特別的照顧。

後來,移動到下一個屯駐地時,我們是搭貨船過去,士兵統統睡在甲板下面。當時連漁夫出身的人在那樣的環境下都會暈船嘔吐,但因為我身為隊長有許多工作要處理,根本沒時間暈船,幸運地躲過一劫。

下部隊後我立刻接受考試,在一九三八年成為幹部候補生,官拜少尉。之後,我再次被派任到中國的滿州。為了負起二二六事件的責任,當時第一師團被派駐到滿州,其實是被「流放」了。

我們被派駐的地點位於黑河附近一個叫孫吳的地方,那時我不再是士兵,而是財務幹部。之後,徵招令暫時解除,我回到日本了。但沒多久,日本和美國開始打仗,我又被徵招到位於牡丹江的工兵聯隊。總之,待在軍隊的這段時間,我時常在日本與滿州之間來來去去。

在孫吳時,我的長官隸屬參謀本部,專門負責掌握他國的經濟情報。有一次,我請客並找他一起去喝酒,這其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,但之後當他們的單位缺人時,他腦中出現的第一個想法就是:「啊,這個缺可以找福井來。」就這樣,這位長官把我調到英美情報班。

我調走後沒多久,原本我待的第一師團五十七連,在搭護送船到南方戰場的途中遭到襲擊,幾乎全軍覆沒。直到現在,我都覺得自己的運氣真的太好了,要不然,我一定沒命從戰場活著回來。

這幾件事讓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,人的一生會遇到什麼事很難說,但時機、運氣、人脈這三件事,在關鍵時候往往能改變人的命運。

以我的例子來說,我作夢也不曾想過會被調去參謀本部。只因為我偶然認識了一個人,剛好請他喝過酒,因此有機會被調到陸軍參謀本部逃過死劫。所以說,遇到那位長官也是我能活到現在的重要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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