冷漠無情?忘了人的現代企業

  • 文/賽門.西奈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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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年《紐約時報》(New York Times)與所有主要新聞媒體都報導一則新聞:沙門氏菌爆發造成9人死亡,超過700人因感染而生病,還引發美國史上最大宗的食品下架回收。汙染源頭追溯到300多家的產品採用的維吉尼亞州林奇堡(Lynchburg)的美國花生公司(Peanut Corporation of America,PCA)所製造的花生與花生產品。美國花生公司的老闆是否盡力確保食品安全,讓他和公司值得信任呢?可悲的是,並沒有。

圖片來源:[robert churchill]/getty images


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(FDA)調查的結論指出,美國花生公司送出遭到汙染的產品(但公司否認)。眾多證據顯示,公司主管為了達到業績目標,對員工施加巨大壓力。一份法庭文件指出,美國花生公司總裁史都華.帕內爾(Stewart Parnell)曾發送電子郵件給工廠經理,抱怨沙門氏菌測試的陽性結果,「讓我們賠上巨大的$$$$$,從取得花生原料到開出發票中間造成巨大疏忽。」

(4年之後,在本書出版之際,聯邦檢察官依刑法起訴帕內爾和他的團隊,公司也在2009年倒閉)。當我們與客戶或員工的關係變成抽象概念時,我們自然會追求眼前所見最明確的事情,也就是指標。一個把數字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領導者往往跟他們服務的人分離。

把帕內爾放在一邊,那在公司照章行事的人呢?在文化薄弱的企業中,員工會把雇主看成最終的權威人物,就跟米爾格蘭的實驗對象看到科學家一樣。主宰一個文化薄弱企業的領導者不會投資建立員工信心的計劃,讓員工做出正確的事。

相反地,處在指揮和控制為主體系的人更容易做出對自己有好處的事。不幸的是,在充斥著命令與控制的文化中,以及與安全圈概念背道而馳的文化中,不確定性、互不信任的小團體和辦公室政治會因此茁壯,這只會增加我們的壓力,傷害我們與其他人發展關係的能力,並把自我保護變成我們主要關注的事。

如果我們無法感覺到自己言行對其他人造成影響,很可能會帶領我們走上危險的路。正如米爾格蘭指出,當我們無法看到決策的影響、當人們的生命變成一種抽象的東西,65%的人都有殺人的能力。當我們無法看見或聽到自己正在傷害的人時,擔心自己陷入麻煩、丟掉工作、無法達成目標,或者失去地位的恐懼就會成為我們決策的主要驅動力。

就像德國軍人用「只是執行命令」的說法來捍衛自己的行為懇求原諒、或是米爾格蘭實驗中那些自言自語「實驗必須繼續」的實驗對象一樣;當我們的決策傷害其他人時,我們也會唸出自己的現代咒語,來保護自己或轉嫁責任。我們的工作是「為股東創造價值」或「履行我們受託的責任」,同時還會不停捍衛自己的行為「在法律範圍內」,或者聲稱做出的決策來自比我們薪水更高的上層。

在我為了這本書蒐集資料時,曾在某個晚宴場合與一名投資銀行家有過一段爭辯。帶著我的新見解,我不斷追問他對那些受他影響的人有什麼責任。我很震驚他的回答竟然跟米爾格蘭的志願者一樣:「我沒有權做出那種決策,」他告訴我,「這不是我的工作。我的工作是替我的客戶提供最好的價值,」他捍衛自己。當我們不覺得在工作環境中會彼此照顧時,我們的本能會讓我們不惜一切代價保護自己,而不是為了我們的行為分擔責任。

面對現實上銀行業對經濟造成的損害,有些銀行家甚至更過分,不只是把罪過歸咎到房貸公司身上。就像米爾格蘭的劊子手,試圖把自己與施加傷害的角色切割乾淨,甚至還怪罪學生;有些銀行家很過分地怪罪美國屋主造成這些問題。摩根大通銀行(JPMorgan Chase)執行長傑米.戴蒙(Jamie Dimon)在2010年這樣對股東說,「我們趕走的人是不值得留住自己房子的人。」

企業的責任只有獲利?

「企業只有一個社會責任,就是要利用資源,在遊戲規則內從事可以增加獲利的活動。」米爾頓.傅利曼(Milton Friedman)在1970年這樣說道,那時是他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6年前,我相信傅利曼所說的「遊戲規則」是指法律。這是由意圖良善、但有時很政治化的一群人設計的一套不完美而充滿意外、有時甚至有政治漏洞的指導方針。

傅利曼的話似乎已經成為今日美國資本主義的標準。一遍又一遍地,企業展現出為了追求獲利目標,寧可遵守法律條文的字面規定,不願對他們在各個國家或經濟體服務的人群負起道德責任的偏好。對應到米爾格蘭的實驗來看,太多公司領導者更願意聽從科學家的指揮,而不是更高的道德權威。他們可以辯解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,卻忽視法律要維護的價值。

蘋果電腦透過在愛爾蘭成立子公司的方式,成功避開數十億美元的稅金,因為愛爾蘭是在公司在哪裡登記來課稅(蘋果在美國註冊成立)。相較之下,美國則根據企業賺錢或存放獲利的地方來課稅(蘋果把在亞洲和歐洲賺的錢放在愛爾蘭)。

這讓蘋果可以在兩國稅法的縫隙中鑽漏洞,因此在2009到2012年間,蘋果把740億美元藏到美國國稅局(IRS)與任何稅務機關碰不到的地方,蘋果並沒有否認這件事。身為當今最偉大的一個創新者,蘋果透過愛爾蘭與荷蘭子公司把獲利轉到加勒比海,避免在美國繳稅,許多企業也有樣學樣。然而根據傅利曼的思維,蘋果並沒有違反任何規則。

我們絕對需要形成信任的關係,我們的生存有賴於此。為此我們的原始大腦會不斷評估公司的言行,就像評估一個人的言行一樣。從生物學來看,信任就是信任,無論是誰來形成。

如果有人的言行讓我們感覺不能把生命託付給他,我們就會保持距離。如果只是遵照法律來看,這意味我們應該也要相信偷吃的男友或女友,因為他們並沒有違反任何婚姻法規。身為社會性動物,道德也很重要。從社會面來看,不論法律條文怎麼規定,我們或企業的感覺是對是錯也很重要,這是公民社會的基礎。

在國會聽證會上,蘋果執行長提姆.庫克(Timothy Cook)提出責任歸屬問題,他說:「不幸的是,稅法沒有跟上數位時代。」主管機關是不是有責任要關閉所有漏洞,還是企業也該負一定的責任?還是說,蘋果要用公民不服從行為,來迫使政府做得更好?蘋果是家好公司,他們做了教育捐款之類的好事;但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這些,因此聽到蘋果的避稅做法時,影響大家對公司的信任。

然而這似乎已變成今日企業營運的標準:有漏洞就鑽,直到有人出面填補漏洞為止(有時候甚至還會遊說反對修改規則)。如果真是這樣的話,那應該沒有人會對海洋輪船公司(Oceanic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)的決定有意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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