給更高的薪資、福利，要我去開墾荒地也可以

• 2016-8-23
• 文／吳媛媛
• 圖／Pictures of Mone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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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瑞典一般少有加班壓力，不用看老闆顏色，但是似乎亞洲同胞們對於上下班時間的界定還是和瑞典、歐洲同事有根本上的不同。

Pictures of Money ，CC Licensed

記得有次我在星期六晚上接到華人同事的電話，討論了一會公事。我先生在一旁顯得十分吃驚，問我到底是有什麼急事需要在週末討論。而我覺得，也不過是幾分鐘，沒那麼嚴重吧？

有一次我從瑞典中部坐長程巴士回瑞典南部。在離目的地只剩半小時路程的時候，司機突然停下車來，宣佈休息二十分鐘。原來為了乘客的安全，巴士公司規定司機在行駛一定時間以後，必須要停車休息。

休息是需求，也應該被視作一種義務，在精神穩健的狀態下工作往往能達到最佳的成效，這是所有職業都共通的。其實不光是職場勞動，肩負家庭內家務、育兒、長照等等無償勞動的人們（通常是女性），面對長時間持續的壓力，也經常造成情緒低落或崩潰，讓家庭籠罩在焦慮中，甚至釀成悲劇。

對勞資關係的觀念大不同

有次我和我先生在他老家閣樓裡發現了他國中時的社會科考卷。其中有一個題目說，你如果是蘇俄的執政者，會用什麼方式鼓勵民眾前往開墾西伯利亞？在答案欄裡我先生寫下了兩行大字：「更高的薪資、更好的福利。」

這個答案，老師給了他滿分。他那時還只是十四五歲的孩子，這個答案當然不是他自己憑空想出來的，而是瑞典的教育、社會帶給他的思維。

現在有越來越多個人和組織在臺灣推動勞工權益，同時也有很多人持反對意見，認為勞資協商會造成產業出走、失業率提升，導致最後大家都沒飯吃。抱持這種思維的人，有很多和你我同屬受薪階層，但這些人似乎覺得沒有本事創業，「淪為」受薪階層是一種原罪，出來吃頭路，自然要看人臉色。我相信這樣的想法也不是他們自己憑空構思出來的，而是臺灣的教育和社會灌輸給我們的思想在開花結果。

每一個社會都在無形中灌輸民眾各種思維，我不認為瑞典的思想就一定是正確的，一定比臺灣好。然而針對勞資關係，我只想提出一個事實，從工業革命以來，資方的立論在本質上從來沒有改變，但是如果分析真正提高失業率的因素，絕大多數都和產業結構以及社會制度面相關，跟有沒有工會、勞工權益的高低關聯性非常低。

前陣子我的學校的工會幫老師們爭取到更高的加班費，請我們把過去幾年來的加班時數總計交給學校，好申請薪資的補償。我不擅長龐雜的計算，拖到學期末還沒弄好，就順口問問同事們他們做好了沒。結果幾個華人同事表示，他們要先等其他人申請了以後，「看看上面的人臉色怎麼樣」，再決定要不要申請。

「我們先看看上面的臉色」。

在瑞典生活了近十年以後，這句話聽起來有點陌生、又多麼熟悉。我從小就了解到做好察言觀色的功夫，對自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，從此「上面的臉色」，也成為了我們從家庭、學校一直到職場都擺脫不了的緊箍咒。

這樣的順從和勤勉曾被視為穩定社會的一大支柱，但是過度強調，卻也造成了權力不斷地傾斜，直至失衡。

臺灣長久以來都是從經濟成長表現和成本/盈利的角度去思考「勞動」這件事。但是光用同一種視角，一定會形成許多盲點。從資方的角度來看，任何有損利潤的做法都是賠錢生意，這是很自然的思維，然而持續這種思維導致的後果，現在大家都有目共睹。試想，如果提供更優渥的薪資，可以替臺灣保住多少正在流失的人才，創造多少競爭力？確保民眾的工作保障和休閒時間，可以刺激多少消費，活絡多少市場；可以賦予父母們多少實踐家庭功能的寶貴機會？

現今臺灣社會看似充滿焦慮和對立，但我相信這種氛圍也正是讓人們換個方式思考的契機。但願在一片劍拔弩張的撻伐聲背後，追求長遠大眾福祉的考量可以被聽見被接納，並且漸漸紮根茁壯。

※本文內容授權自《圓神出版社--幸福是我們的義務：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》，未經授權不得轉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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