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大學一年級參加全國新聞科系組成的九校聯誼,各校要推派一位新生代表,舉行即席演講比賽,那時二年級的學姊看到我就說:「劉寶傑,你準備一下,等下派你上台去比賽!」聽時有如五雷轟頂,我一再推辭,學姊卻說:「不管,就是你了。」那時大家都不熟悉,誰會演講,誰不會,沒人知道。
應卯上陣的結果,只有「慘」字可以形容,我抽到的題目是「我得到金鐘獎」。缺乏想像力的我,在台上只有「不知所云」四個字可以形容,三分鐘像是三小時那麼長。下台時,我只看到一雙雙同情的眼光,彷彿我剛剛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屠殺,師長則是無奈的苦笑搖頭。如果那時有個地洞,我會毫不考慮的躲進去。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當時的場景,那天的懊惱難堪,至今都是我揮之不去的惡夢。
一九九四年,是台灣第一次的省市長民選,要錄製一段二分半鐘的選情分析。那時由我上陣,看著鏡頭,我的腦袋立即「唰」地一片空白。短短二分半鐘的談話,我錄了四十五分鐘。
這個慘痛的教訓,讓我從沒想過要在電視台混飯吃。當有線電視成立新聞台,大量挖角報紙記者前往充實採訪陣容時,沒人想到我,我也沒有考慮跳槽。筆,是我唯一可以相信、可以賴以為生的工具。
還記得有一次參加鄭弘儀與于美人主持的「新聞e點靈」,講著講著我竟然忘了要說什麼,幸好當時是錄影,可以NG重來。錄製其他節目時,我的眼睛依然不敢看著鏡頭,鏡頭對我來說,一樣是黑洞,只要看到鏡頭,我什麼都記不起來。結果就像別人說的:「表現很普通,雖慢條斯理、娓娓道來,所談內容也算夠深入,但就是不怎麼吸引人,也沒什麼人氣和知名度。」
看到這裡,你或許會想問,既然不喜歡也不擅長說話,為何後來要參加電視談話節目,甚至還從平面跳槽到電視?答案很世俗:錢。
報社的待遇雖然不壞,但如果要公司加薪,難如登天。公司加個三千五千,就要為公司賣命,以報公司的知遇之恩。但我在外面參加一小時節目,就是三千元,一個星期一天,一個月下來就是一萬兩千元,在公司怎麼加薪也不可能有如此待遇。更何況當時市場不同,如果有機會上電視,一個月增加的收入幾乎都在三萬元以上,等於是多了一份薪水,這個收入對我來說是「回不去了」,我願意為這樣的待遇努力、學習、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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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劉寶傑也有結巴、不敢面對鏡頭的過去?!他如何鍛鍊口才,逆轉中年,從低潮站上顛峰?說得讓人入戲,就是關鍵!如果你能把去巷口買醬油說得比《西遊記》還精采,讓你的話勾住人心,你就能打遍天下無敵手!
有很多領導者的溝通能力僅限於照本宣科、做官樣文章,或者只會念念祕書的稿子,這些稿子每篇都寫得差不多,念到後來,大家全都變得麻木不仁。有領導者就曾經問我,要怎樣溝通,屬下才聽的進去呢?
當客戶突然陷入沉默的時候,也許有50%是失去了興趣,但是也有50%的機率可以當成時機成熟。為了對方醞釀購買慾望的時段,「沉默」不失為一項妙計。
到了職場後,王文華漸漸發現,「會對話」遠比「會說話」來得更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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