留美博士：我想回家，但在台灣，我找不到工作

博士班的那幾年，像是一個在黑暗的隧道中前行的過程。路途上，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光，只能摸黑前進，有時候試圖著捉住些什麼，可能是宗教，可能是來自家鄉的同路人，只希望能夠走得順一點，不要走到岔路，但大多數都會徒勞無功。

漸漸地，我發現：那些沿路上可以依循攀緣的石頭或是繩索，會在某一點消失，大多無法引領你走到終點。原本和你一起走進隧道的夥伴，也會一個一個消失，你發現身邊的人越來少，你所面臨的不只是體力上的勞累，更多的，是與心理的恐懼和未知奮戰。這是一場耐力與毅力的漫夜競走。

好不容易隱約看到隧道口的曙光，又開始得為找工作的問題而煩惱。超過四十個音訊全無的教職申請，還有失敗後的沮喪，有時候會不小心澆熄原有的熱情。 面對全球高教市場的飽和，我常常形容自己是在鋼索上行走的博士，因為一步沒站穩，就會摔得粉身碎骨。

後來我開始了解，其實找工作，不是要告訴別人自己是最閃亮的學術之星，而是展現出自己是最適合而且最有熱情的人選。每個學校要找的都是不一樣的人：研究型大學重視學術發表，而教學型大學看重教學經驗。

由於我一直把目標放在我認為是藍海的教學型大學，在念博士班的期間，我系統性地每個學期都跟學校申請教不同的大學部課程，從基礎中文、通識課的認識語言、選修課語言與文化，一直到人類系必修的美國方言。終於在博士班畢業的前一年，我拿到專任教職，並在一年後取得學位，在紐約的曼哈頓成為助理教授。

在紐約的公立大學，每個學生的背後，都有一個小人物和大時代奮鬥的故事：有西藏來的學生為了逃離迫害，先逃到印度，再輾轉來到紐約。有福州來的學生，從小和父母分離，一個人寄宿在親戚家長大。有多明尼加來的學生，早上六點下了警衛的夜班之後，直接來學校上課。

作為老師，需要具備高度同理心，理解當學生遲到、缺課或是沒交作業的背後，可能有太多在中產家庭長大的我，所不曾經歷過的挑戰與人生經驗。老師的角色除了傳授知識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學生，幫助學生探索生涯的各種可能。

這些來自勞動階層以及移民背景的學生，他們得到紐約市政府的補助，才得以有機會上大學。但是他們多半卻看不到高等教育是他們翻轉人生的機會，僅有少數的學生願意將時間與精力投注於學校課業。

多數的學生看不見，也不太懂得探索自己的熱情和興趣所在。多數時候，你只能眼睜睜的看得他們複製其父母在社會底層的人生，卻不能告訴他們，離開學校的保護傘之後，在弱肉強食的美國，因為你有色的皮膚和有口音的英文，你要比別人更努力。

事實上，作為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，我總覺得如果能夠回台灣任教，可以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力。相較於在紐約，我的美國經驗，或許能為台灣的學生帶來更多的啟發；研究的議題，也更能夠貼近其文化脈絡。相較於這些，收入的多寡之於我，反而不是學界求職最優先的考量，因此在美國求學時期，回台任教一直是我的第一選項。遺憾的是，在申請教職的過程中，我卻從未得到來自台灣學校的任何回音。

前幾天晚上跟媽媽講電話時，發現媽媽感冒了，又順便提到阿嬤今年高齡九十歲。這幾年在國外唸書，雖然學到很多東西，卻也錯過很多。錯過太多親情，也錯過太多親人需要我們的時候。也許父母對子女思念之情的濃烈，更勝於游子在異鄉求學的寂寞心情。

成長也需要付出代價，甚至有時候追逐成就所付出的代價，大到難以衡量。我後來發現，「美國夢」其實沒有想像中的美，家鄉的月亮也許比我以為的圓滿。朋友常常問我為何選擇留在美國教書──答案其實再簡單不過：如果台灣不再能夠給我們工作機會，我們自然就回不來了。

※本文內容授權自《換日線 Crossing 》，未經授權不得轉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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